一、什么是“刻奇”
    “刻奇”（kitsch），源于十九世纪的德国，最初是一个美学概念，后来被引申和扩展到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

      它是一种对道德的过度追求或对既定价值观的盲从和拒绝理性思考而导致的强烈情感。

自96年《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李阳疯狂英语的报道后，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开展了大规模的巡回演讲，那时，他的口号是让三亿中国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在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如何通过努力急速提高了自己的英文水平改变了自己命运的故事后又不由分说地提出“天才就是无数次的重复”的理念。他从始至终不讲这一规则的合理性，却也无人质疑。其间曾有许多关于他的报道，新闻图片上，一排排的学生跪在操场的绿茵地上，面颊上是两排眼泪，哭得很真切，嘴里还在说着些什么。那场景像极了大灾难后集体进行的某种宣泄情绪的仪式，对面站着的是他们的母亲，好些母亲伸出双手扶住她们哭得很激动的孩子。这是李阳对学生进行的思想教育，大意是父母为我们付出了很多，我们却从未为他们做什么。他抑扬顿挫的语调加上适时而来的音乐轻而易举就感动了成千上万的青少年。这样的演讲，几乎每到一个学校，都会进行一次。在某校演讲结束次日的早上六七点，昏暗的路灯下有一名少年，将书举过头顶，大声且重复地朗读着一句英语。后来有了第二个、第三个同学相继投身于这样一种特别的学习方式中。之后该学校刮起了一阵强烈的“重复即天才”风，每天下午上课前必须留出五分钟，同学们将书高举过胸，大声且重复着朗读三句英语。在李阳离开该学校之前，他售价一百八十元一套的书已经几乎是人手一套。

      类似的情况不论在日常生活还是文学作品中，都不少见：社交网络中被疯狂转载的“断舍离”，马航失联后微博上万转发里点起的蜡烛，砸日本汽车的群情激奋，乔布斯逝世时商业街上年轻人自发组织的默哀和献花仪式，高速路上拦下汽车救狗，说走就走在路上遇见自己的旅行，文艺青年必须赞美的那些大多数人都看不懂的电影,看到雨水就认为天空在落泪，看到流星就许下一个愿望，说到大海就感到自由。这些现象的共同点是情绪是由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迅速唤起，并且过程中没有深入而理性的思维过程参与。

二、“刻奇”概念的来源

     “刻奇”一词进入中国群众的视野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昆德拉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小说中的第六章《伟大的进军》以讽刺的手法揭示了“刻奇”的荒谬性。昆德拉说：“政治并不产生媚俗，但它需要媚俗。任何政治运动都以媚俗和迷惑他人的愿望为基础。” “媚俗是所有政客的美学理想，也是所有政客党派和政治活动的美学理想。” 根据昆德拉在这篇小说中的描述，可以将“刻奇”归纳为一种层层推进的情绪过程：由符号引起的自我感动，并且因观察到他人与自己有相同的情绪体验将这种感动扩大化进而上升到崇高的程度，并且拒绝接受任何质疑这种感动的意见。因此，刻奇对人造成的是心灵的专制，尤其在政治生活中，由于群体拒绝思考，刻奇变成了个体必须被迫参与的心灵专制。

三、“刻奇”产生的原因

1.社会角色与规范

       每个人都担任着不止一个社会角色，并且知道自己在扮演某一个角色时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比如我们都清楚的知道：作为学生，我们在课堂上不能够大声接打电话、抽烟、睡觉，我们可以端坐、听讲和做笔记；作为公民我们应该遵纪守法、爱岗敬业，不能破坏公物、扰乱治安。当我们在群体中扮演着某一固定角色时，我们便自觉地遵守着一套行为法则。

       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便是对这一理论的最好诠释。实验中，通过投掷硬币的方式，参与者被随机分配为囚犯或看守。所有参与实验的志愿者在实验之前都经过了很多心理测验、面试，这些从大学生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志愿者都被评定为遵纪守法、情绪稳定并且都是身体健康的普通人。在实验中，囚犯被要求整天呆在监狱里，看守则每天8小时轮流值上班。这些学生一旦接受了随机分派的角色之后，处于看守角色的学生就会从原本的温文尔雅变得盛气凌人，有时甚至残酷成性。看守们强调囚犯必须无条件遵守所有规则。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失去某种基本权利。尽管惩罚制度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酷，看守们还是经常构思出一些新的花招让囚犯感到卑微无力。作为囚犯，原本心理稳定的大学生很快就变得行为怪异，意外的命运让他们无奈地要求退出活动。36小时后，部分囚犯变得情绪激动、思维混乱、严重抑郁。第二天，又有3名囚犯出现了类似的应急症状。实验进行到第6天，心理学家被迫终止了原本预期两周的实验。很多学生在接受采访时都报告说对自己在实验中的表现感到很意外。

       这个实验是对社会规范作用的极好诠释。除了对角色行为的期望之外，群体还制定了许多对群体成员应该如何行动的期望。公开陈述或内隐的群体规则包含了特定的期望，告诉群体成员哪些态度和行为从社会角度看是适宜的，这类期望就是所谓的社会规范。

要从属一个群体，很重要的一点是发现其中的一套社会规范，这套社会规范调节着群体情境下人们所渴望的行为。这种调节方式分为两种：你会注意到所有或者多数成员的某种行为整齐划一，同时你会看到某人违背社会规范的负面后果。

       规范起着若干重要的职能。意识到制约给定群体情境的规范，有助于成员适应形势，调节他们的社会互动。每名参与者都能预见其他人会如何进入情境，他们如何穿着，他们可能说什么和做什么，还有为了获取他人赞许，他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在新的情境中你可能会感到手足无措，这正是因为你感到不规范，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为人处事。

       因此当我们自认为是“文艺青年”时，便不得不使自己相信自己喜欢大部分小众且艰深晦涩、富含隐喻的影视文学作品；当我们扮演爱国的公民，我们就应该对天安门广场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肃然起敬。

2. 印象管理

      印象管理又被称为印象整饰，指人们通过管理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表现，控制调整他人对自己形成的印象。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印象管理过程不一定是刻意的、随时经过意识加工的。它可能是一种无意识地、自动化的行为。因此我们在因某句不合理的口号感到感动时，我们的感动可能真实的，只是不一定合理。观察和理解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有助于顺利地与他人互动，创造有利于自己的自我形象。比如参加义务献血和到山区支教无疑是有爱心的表现，有利于别人对自己形成善良、勇敢地认识。而当我们参加一项顺应民意的政治时，也有利于他人对自己产生爱国、有正义感的印象。在我第一部分提到的学生跪在操场上哭泣的场景中，也许已经有学生意识到了这一行为的荒谬，但若是不顺应集体的趋势，公然质疑，恐怕会背上铁石心肠的骂名，估计很少有人敢冒这样的风险。经过深入的分析和解构，上述行为可能是这样的缘由，但在当时这一复杂的心理过程可能在当时是无意识地、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我们不用去怀疑感动的真实性。

       Berinsky（2004）的全国性问卷调查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在印象管理上得分更高。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刻奇。

       有学者则认为印象管理不仅仅是某类行为或某类人才有，而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基本特征，印象管理不仅仅是某种行为策略的选择和使用，而且还往往受个体的个人议程或动机的影响，也就是说，印象管理包括印象动机和印象建构两个不同的过程。印象管理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印象的目标关联性、所期望结果的价值、知觉到的个人目前的形象与理想形象之间的差距、自我概念、所期望的身份、角色限制、对象的看法、当前或潜在的社会形象。因此我们能够发现：当刻奇行为所暗示的结果与个人形象关系密切时，刻奇更容易发生；当刻奇符号代表着某种当事人预期的、使当事人高度满足的品质也就是说具有当事人所期望的结果的高价值时，刻奇更容易发生；当个体意识到自己当前的形象与理想形象之间的差距较大，而刻奇给人造成的印象正好能起到缩小这一差距时，刻奇更容易发生；当刻奇与自我概念紧密相关时，刻奇更容易发生；当刻奇的行为符合个体所期望的身份的角色规范时，刻奇更容易发生；当刻奇关系到他人对自己形成的看法时，刻奇更容易发生。

      刻奇也有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中国人的印象管理更多的表现为社会道德和人际关系取向，而美国人的印象管理多表现为人际关系和能力两种取向。因此在中国，被广泛歌颂的是社会美德、例如尊老爱幼——之前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网络流行的一个贴出自己妈妈的照片的互动游戏和转发图片为父母祈福的活动。而在美国，社交网络经常出现表达对专业技术人才的赞赏的内容，并且转发量相当可观。

3. 从众

      从众是指个人的观念与行为由于群体的引导或压力，而向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当个人的行为表现或行为表现倾向与情境中的大多数人不同，个人放弃自己的意见，屈服于社会规范，从众就发生了。

      影响从众的两个重要因素是：信息性影响和规范性影响。与“刻奇”这一现象密切相关的是后者。社会心理学家阿施（Solomon Asch,1940）曾开展了经典的“线条判断实验”，成功再现了这一结果，即“阿施效应”。实验中被试与6-8名实验者的同谋一同参与线条长短的判断任务，当其他人都给出明显错误的相同答案后，50%-80%的被试也至少一次从众于大多数人的错误判断。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社交网络上，我们都希望被喜欢、被接纳，因此我们在周围其他人的态度与自己的态度不同时，我们会关注他人是如何表现的，并且质疑自己的表现是否违反了规范，即使是在自己正确的情况下也不敢做出明显违反大众意志的决策。所以“文革”时期出现了连同外界一同批判、举报自己亲人的行为。

4. 意义、存在感与禁忌

      除以上所说的三种原因外，“刻奇”的产生还源于我们需要为平淡的生活赋予意义，寄托自我的存在感。景凯旋说，人类总是逃不脱“意义”的世界，特别是那些自己给自己赋予的“意义”，“从理性上讲，生存的意义是不能证明的，但人又不能赤裸裸地生活，必须用意义或价值把自己包裹起来，以追求美好生活、终极目标、绝对真理，等等。”

      很多商人和政客利用人类需要刻奇寻找意义和存在感的困境建立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刻奇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消费者和商人有着情感的共鸣，人民与领袖有着情感的共鸣。在这样的情感基础上商人和政客能够很顺利地推销自己的产品和政治主张。因此，在推销自己的产品或政治理念之前，更应该做的是建立与信息受众的情绪的共鸣，营造刻奇氛围。的“锤子”手机（Smattisan1）的成功营销就是一个例子。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在手机发布会上除了介绍手机功能外，在自己的形象包装上花了不少功夫。这一点从他宣传自己的“工匠精神”以及“我认真不是为了输赢，我就是认真。”等话语可以看出。除此之外，我们发现现在的领导人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形象是否与普通群众有共同点。部分领导人自身的行为表现与新闻媒体对领导人的报道也越来越重视展现领导人“接地气”的一面。

      在一些时候，我们有不应该展现出来的、被不受社会赞许的行为，在刻奇的世界里显得尤为可爱。例如，懒惰与贪婪本是让人类感到自责的品质。然而在近几年的社交网络中，“拖延症”、“吃货”等词的泛滥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 “深夜晒美食”变成了仪式般的活动。其实行为的本质并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当人们聚在一起时，只要有人能为这些不合理的品质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来美化它，人们就会义无返顾地对这一理由深信不疑，并集体沉浸在一种集体带来的归属感中，从而拒绝理性思考。刻奇在此刻的作用就是将一些禁忌的，本不敢轻易表达的欲望合理化。更或者使人通过与众人一同感动、产生情绪共鸣的方式证明自己属于某一团体从而寻找到归属感。

四、克服刻奇

      克服刻奇的前提是强大的自我，极其强大的自我，如果不能克服刻奇，不如更好地利用刻奇，学会与刻奇相处。